“人间玩够了，我走了”
汪曾祺生前，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他闻嗅到一抹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也成为了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这个老头儿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从高邮咸鸭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趣事。尽管活在这世上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让人感慨世事无常，让人不得不在口罩的裹束下反思：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不同的命运轨迹，也将有不同的归宿，但一切的前提是：好好活着。像汪曾祺先生那样，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湍流中，不慌不忙，好好活着。

1937年，昆明冬夜的街很黑，犬吠的声音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好像低声的哭泣，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这一晚，日军占领江南，警报在西南联大长鸣，学校的师生纷纷往郊外奔逃。

众多纷乱中，十七岁的汪曾祺不慌不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点心，朝着有松林的地方藏身。

同学们都说他跑错方向了，很危险。

他边吃边躲，笑着说道：“那里有松子可以吃，死也不做饿死鬼。”

 
资料画面：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

从抗日战争时在炮火连天中读书，到被下放农村改造。

在汪曾祺77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总觉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汪曾祺历经时代的变革，一生所遭受的磨难不可谓不多，他却对生活自始至终保有热情，从未自怨自艾。

去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这个老头儿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

从高邮咸鸭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趣事。

汪曾祺是个凡人，亦是个妙人。
 

 

汪曾祺认为人生如梦，自己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他，他不能不爱它。

对于世间万物，他都持有一份关切之心。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了这天，家家户户吃元宵，南北皆然。

他自认为沾了这个光，于是每年自己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汪曾祺的家乡是江苏高邮，在运河的旁边。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那里的水总是柔软的，静静地流着。

水不自觉中成了汪曾祺后来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他平和的性格。

 

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因身患肺病去世了。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皆通，还是个体操运动员。

他后来在书中写道：“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读初中后，汪曾祺的父亲建议他写魏碑，写《张猛龙》。他买来一种稻草做的高二尺，宽半尺，粗而厚的纸，每天写满一张。

十几岁时，汪曾祺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与父亲对坐饮酒，抽烟一人一根，那叫一个痛快。

十七岁那年，他恋爱了，在家奋笔疾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多年父子终成兄弟。受父辈影响，汪曾祺养成了随性、淡泊的性格。

 
年轻时的汪曾祺

战乱年代，他勉强读完中学。

1939年，汪曾祺带着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当时他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

那年，汪曾祺19岁，沈从文37岁。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后来的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

 
汪曾祺与沈从文

他常常从沈从文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

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

这一师一徒，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当时，西南联大学风自由，汪曾祺爱玩爱吃的天性得到了充分释放。

他常常逃课去逛翠湖，和同学泡茶馆，下馆子，吃遍云南小吃。

什么汽锅鸡、乌锅贴鱼、腐乳肉、火腿月饼之类的云南名吃他都吃了一个遍。

 
吃穷了，他就给同学当枪手代写文章，赚点零花钱。闻一多看完文章后，赞不绝口：“比汪曾祺写得好多了！”

汪曾祺除了爱吃，还爱酒。

有一次他喝得烂醉，瘫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个难民，走进一看，才发现是汪曾祺，只好和几个学生一起把他从街上抬回宿舍。

灌了好些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的室友，后来的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这样描述他：

“那时候的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喝酒，很颓废的样子。”

没人相信，这个学渣日后会成为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汪曾祺天性爱玩，但阅读量极广，他常常因为一本喜欢的书，在图书馆通宵研读，颇富文名。

沈从文对他更是偏爱，不仅给他的习作课打出120分的高分，还将他的作品寄往各大杂志，称比自己写得还好。

沈从文说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年轻时读书很杂。大学时读过尼采和叔本华，后来读过一点萨特。

有一阵，他迷恋上了庄子。但是他感兴趣的是其文章，不是其思想。

汪曾祺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

他觉得孔子很有人情味儿，从《论语》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也是在这几年，他遇到了后来相伴一生的妻子施松卿。两人同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从西南联大毕业。

1950年，汪曾祺与相恋六年的施松卿结婚了。

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仪式，两人到一家小饭馆里吃碗面就算结婚了。

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人都土得很，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

施松卿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肆意人间，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身不由己。

他也曾遭受过命运的蹉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时代。”

1958年夏，38岁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走之前，他留下纸条：“松卿，等我4年！”

那年，汪曾祺38岁，施松卿40岁。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艰难生活。

一个文弱书生每天要扛170多斤的粮食，还要砌猪圈、刨猪粪……别人都苦不堪言，汪曾祺却乐观得很。

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影响到他，不自由的日子里，他除了看书，还下河摸鱼，用吃与玩打发时间。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如雾里观河，模糊不定，却从未心灰意冷。

有次劳动的时候，他捡到一个大蘑菇，舍不得吃，等到过年回家时，给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汤，还感慨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后来文革来了，汪曾祺被发配到偏远的马铃薯研究站。早上起来，他到地里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就开始对着实物画“马铃薯图谱”。

在旁人看来枯燥的生活，他总能想办法找到乐子。

 
改造期间，他让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而且毛笔还得是汪曾祺点名要的那种鸡豪毛笔。

在浩劫岁月里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汪曾祺怕是空前绝后第一人。

女儿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住那些悲苦的东西，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

汪曾祺其实写过不少反思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有一种温润含蓄的笑意。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如水般温和，甚少悲观处世。他说自己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有人曾问汪曾祺：“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回答：“随遇而安。”

 

 

汪曾祺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在命运的凛冽侵蚀下，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

渐至晚景，老汪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膝下的儿女也渐渐长大。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

夫人叫他“老头儿”，三个儿女也这样叫他，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弄得人家不解：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汪曾祺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

 
汪曾祺全家福

汪曾祺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只有喝多了酒之后，他才敢为自己争取地位：“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有年轻作家到家里来，见到汪曾祺很紧张，两个女儿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他还乐在其中。”

儿子谈恋爱，汪曾祺也像当年自己的父亲那样，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

了解，但不干涉，尊重孩子的选择。

在汪曾祺看来，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他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的东西。比如没事的时候会为栀子花鸣不平：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雅士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吧，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的文字中，没有那种大悲的东西，也没什么华丽的词藻，常常带着一股幽默与坦率。

他文章写得好，全家人都同意。唯一投反对票的是孙女：“爷爷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和别人的不一样，没词儿！”

当时她上小学，老师让班上的同学从名著中找点花哨的词藻用在作文中。她在“老头儿”的文章中认真找了半天，毫无所获，于是很不开心。

汪曾祺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没词儿，好啊。”

 
作家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有人曾问汪曾祺为何写作，他回答：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坦荡谦虚的回答中，透露着几分天真与玩世不恭。

生活可以好玩，但是永远不要表演。

 
汪曾祺大概算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现实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真实地写自己所看到的生活。

汪曾祺声称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可他对笔下的人物是有着强烈共情心的。

他自小生活在那条简单的街道上，接触的便是平常的市民。但汪曾祺并不鄙薄他们，他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发现了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

他试图让后人从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得到安慰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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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评价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只是作为士大夫，不是应以天下为己任吗？

在汪曾祺的眼中，没有那么多宏大的主题，只有眼前热腾腾的烟火气。

大多数人对汪曾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那篇《端午的鸭蛋》，能滋出油来的红彤彤的高邮鸭蛋。

 
他曾经这么称赞自己家乡的鸭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的味觉便是你的乡愁。

爱写美食，当然也爱做美食。例如那道著名的塞馅回锅油条，看得让人直流口水：

“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肥瘦各半的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捅，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极酥脆，闻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汪曾祺是极少热爱做饭的文人，他的好手艺声名远播。

每当有其他地方的学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让大家去饭店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大吃一顿。

 
他表示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家人或客人吃自己做的饭菜盘盘见底，那一脸得意的笑容甭提多开心了。

菜市场是汪曾祺最喜欢的去处，在他眼里，生活就该是热气腾腾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当然也心怀苍生，因为苍生一直在他的笔下，认真地生活。觉得日子难熬，就喝口热汤。

人间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却散发着浓郁的温情与天真之气。

晚年的汪曾祺，养成了静坐的习惯。他家里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窝在沙发里。

 
虽是悠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故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会逐渐在他的眼前清晰，生动起来。

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汪曾祺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

在一个午后，汪曾祺重新拾起笔，发表了《受戒》，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抱怨，依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

对此，他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

汪曾祺抱着这样的心境生活着，让世间万物不困于心，洒脱地游荡于人群之中。
 

 

1997年5月16日，77岁的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对小女儿说：“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还没等到女儿将透亮的龙井端来，他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汪曾祺生前，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他闻嗅到一抹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也成为了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这不啻于跌宕年代的理想主义。通透如汪曾祺，看尽人间百态，仍然愿意热爱世界。

他生前曾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老先生已然如愿。

后人在他的经历与文学作品中，看见他对所有苦难微笑示意，之后将它们化成浩渺烟波与人间草木。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得到了某种愈发坚定的勇气。

尽管活在这世上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