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朵渔



19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自由化”思潮达到顶点，连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劲爆的作品也得以发表。
不过两年，当政者们渐渐感受到，国家在精神自由层面上已处于某种危险境地，于是意识形态又开始条件反射般抽搐、收紧。1963年初，一位列宁格勒的共青团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指责作家协会对青年作家关注不够：“正因为如此，像布罗茨基这样一些‘未获承认的’诗人们便在城里来回游荡，并常常向青年们朗诵各种颓废的、形式主义的作品……作家协会要断绝与这些自视为‘被抛弃天才’的年轻人的来往，以便教育他们，对这些多少有些名气的人之创作中凭空虚构的东西予以回击。”
布罗茨基很快便感受到了体制回击的压力。1964年初的一天，他正在家中写作一首诗，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威胁他说，如果他在三天之内找不到一份工作，他就会有麻烦。“我答了他们几句，可是脑袋还一直在想，该如何给那首诗结尾。”布罗茨基正在写作的诗叫《身着棉袄的园丁，当乌鸦……》，写的是一个园丁在树冠上张开剪刀，像乌鸦张开鸟喙……
没有固定工作的布罗茨基不仅是体制的溢出者，更是国家的麻烦。十五岁时，正读八年级的布罗茨基对学校教育心生厌倦，便自动退学，浪迹社会。他曾先后在工厂、锅炉房、实验室及医院的太平间等处做过杂工，还曾随一支地质勘探队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探矿。1962年9月结束在勘探队的工作后，布罗茨基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工作，仅靠发表点文学作品和译作赚取生活费。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苏联宪法对劳动权利界定得含混不清，但事实上，在1961年5月，国家就专门颁布了与所谓社会“寄生虫”作斗争的法令。1963年6月，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报告中严肃告诫全国：“我想劳动就劳动，不想劳动就不劳动，——在我们的条件下，这样的选择是无从谈起的。我们的生活及其法律不允许这样的选择存在。”尝试自由的青年诗人布罗茨基，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



1964年2月13日，正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的布罗茨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被突然逮捕。随后，他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审判大厅的入口处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寄生虫布罗茨基审判会”，未经审判便已定罪；庭审现场除了他的几位朋友，剩下的大多是被专门拉来的、已被洗脑的工人。下面是两段精彩的审判记录：

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布罗茨基：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
法官：那您学过这个吗？布罗茨基：什么？
法官：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法官：那是怎么出来的？布罗茨基：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
……
法官：……请向法庭解释清楚，您在（工作）间歇期间为何采取一种寄生的生活方式？布罗茨基：我在间歇期间工作过。我当时做过的工作，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我在写诗。
法官：这就是说，您在写您所谓的诗咯？您经常变换工作，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布罗茨基：我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我经常变换工作，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生活，了解人。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吗？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相信……我确信，我写下的东西将服务于人民，不仅是此时，还将服务于后代。
法官：这就是说，您认为您所谓的诗能为人们带来益处咯？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谈到诗的时候要说“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说您的诗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别的理解。
……

审判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黑夜才结束。当时的亲历者托波罗娃后来回忆说：“布罗茨基最后的申言说得很棒。他是这么说的：‘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审判结束后，法官惊讶地看到，在过道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些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恭顺和沉默了。布罗茨基的三位年轻朋友还勇敢地站出来为他做了辩护。然而判决的结果依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布罗茨基被判处强制劳动五年，这是那部1961年法令的上限。连那三位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朋友，也被公开谴责，说他们“缺乏思想上的洞察力和党性原则”。



下面的叙述，我打算以布罗茨基的一首诗作为线索——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阔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一个城市。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我让狱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梦中。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确实，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调校至低语。现在我四十岁。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黄灿然 译）

这是一首“记忆之诗”，让我们从这首诗的第一行开始往下读：“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阔度”……说的就是那次审判，和接下来在流放地的生活。1964年4月，布罗茨基被流放到高寒地区——频临北冰洋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流放地绝非田园诗般的生活，但也并非地狱。他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愤怒，没有绝望，他要在这濒临绝境的境遇里做点什么。他在科诺沙的诺连斯卡亚村找到了一个住处，开始了简单的日常生活：劈上几片木柴，从井里打点水，在烛光下阅读和写作。正是在这段时期，布罗茨基接触到了大量的英美诗歌，弗罗斯特、史蒂文斯、约翰·邓恩、奥登……尤其是对奥登的阅读，使他境界大开。“（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布罗茨基后来回忆说，“没有比它更糟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他坚信，制度只能从肉体上毁灭一个人，如果整个人都被毁掉了，那只能说明你脆弱。
布罗茨基遭流放后，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女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女记者维格多洛娃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拯救未名诗人布罗茨基。加入进来的名人至少还包括肖斯塔科维奇、马尔克夏、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还有谨小慎微的作家协会书记康·亚·费定。布罗茨基的受审，使他的知名度在西方社会瞬间大增。法国诗人夏尔·多勃任斯基发表了愤怒的谴责长诗《致苏联法官的公开信》，诗中写道：“在卫星飞向太空的时候/列宁格勒却在审判一位诗人！”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也谴责道：“……许多诗人都工作艰辛，收入极少/但他们却不会因此而受审……/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他不过想沿着运河走走/谈谈诗歌，再写上几行。”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萨特甚至直接写信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信中说：“主席先生，我想向您通报一下我们感觉到的不安。……请求您出面保护一位非常年轻的人，他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
面对持续高涨的反对声浪，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缩短布罗茨基的刑期，立即释放这位23岁的青年。据说，赫鲁晓夫在听说了布罗茨基的案件之后曾声言：“审判搞得不成样子，但是，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以不劳而获罪来审判布罗茨基，应该是他的幸运。因为，凭他的诗可以判他十年……”他似乎心有不甘。此时，需要这个老大的专制帝国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对自由派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的审判，以及对索尔仁尼琴的调查。
“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一个城市”……剧情在继续发展。“两次溺水”，也许是让布罗茨基念念不忘的两次精神病院经历。他的朋友们为了让他避免被捕，曾将他送去精神病院，以求得一份“心理不正常”的证明，但未能如愿。“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可能是指他生命中的三次牢狱之灾。布罗茨基虽然获准从流放地归来，但他却一直处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的诗人身份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布罗茨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7年，1972年5月12日，他再次被叫进警察局。一位上校接待了他，并递给他一张表格。“我来告诉你，布罗茨基，你现在就把这张表给填了，再写一份声明，我们会作出决定的。”上校说。“如果我拒绝这样做呢？”布罗茨基问道。“那就会够你喝几壶的。”上校回答。
这是一张离境申请表，目的地是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在当时近乎封闭的状态下，也只有像阿克肖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叶甫图申科这样的官方作家才有可能获得出国的机会，“问题青年”布罗茨基突然获此机会，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即将来访，美国及其强大的犹太人议会游说团一直要求苏联放宽移民条件；另外，布罗茨基一直是克格勃的老客户，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位难以把握的诗人，有关方面自然不放过这次机会。
布罗茨基填写了表格，审批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1972年6月4日，32岁的布罗茨基不得不告别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独自从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机场起飞。不过目的地不是以色列，而是维也纳。从此，他开始流亡欧美各地，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在离开俄国的那一天，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任何人都无法因为恶、愤怒和仇恨而获益，即便是那些有理由这样做的人。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一个同样的判决：死亡。写下这些文字的我会死去，阅读这些文字的您也会死去。我们的事业会留下来，但是它们也会被毁灭。因此，谁也没有权力去妨碍其他人做自己的事情。存在的条件如此艰难，就不用再去让它们复杂化了。”



“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确实，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调校至低语。”从专制封闭的祖国一下子来到眼花缭乱的西方，布罗茨基经受了短暂的眩晕，他站在自己简单的行李旁，形单影只，一脸茫然。事实上，布罗茨基的流亡之路说不上多么坎坷，刚到欧洲，他便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国大诗人温斯坦·奥登那张“惊人的脸”。奥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一样迎候了他，带他参加重要的诗会，为他的诗集作序，将他介绍给希默斯·希尼、以赛亚·伯林等人。他的好朋友、传记作者列夫·洛谢夫也觉得，作为一个诗人，布罗茨基实在是够幸运的，“在俄国，布罗茨基在其文学道路的起点处就得到了白银时代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相送；而在其生活的转折关头，在西方的大门前，他又得到了最伟大的英美诗人温斯坦·奥登的迎候。”布罗茨基认为，暮年的老酒鬼奥登之所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有了大诗人的护驾，加之他那“车间里的中学生、疯人院里的健康人、农庄里的知识分子和陌生国度里的流亡者”的多重身份，他在西方的生活几乎是一路坦途。几个月后，当他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甚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国人”。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正是布罗茨基的40岁生日，此时他已是一位“俄语诗人，美国公民”，并与沃尔科特、苏珊·桑塔格、米沃什、马克·斯特兰德等诗人名流相谈甚欢。这一年，他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当年的获奖者是他的朋友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一荣誉没有让他等待太久，七年之后，他便以其 “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加缪之后最年轻的获得者。在这样的境遇下回忆自己在母国的遭遇，虽然滋味复杂，但依然要感激生活所赐予的一切：

“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关于生活的诸般苦难，布罗茨基选择“斜斜地”说出，“除了抱怨，我允许自己做一切事情”。话语间少了批判的力量，多的是接纳一切、溶解一切的淡定和从容。米沃什说布罗茨基是一个思想高傲的人，“他从高处俯瞰生活”。布罗茨基一直声称诗歌的美学原则大于伦理学，自己追求的是“完美文本的创造”。他并非一位政治诗人，因为“他不屑于和那些不足挂齿的对手争论”。他认为诗人改变社会的方式是间接的，“他改变它的语言、发音吐字”，俄国人之所以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而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语言，这就是诗人的荣耀，“他是语言的仆人”。文学为社会提供某些标准，应该是社会来模仿、追随诗人，而非相反。然而吊诡的是，终其一生，“政治伦理”都像梦魇一样与他纠缠不休，因为，他曾来自那样一个国度。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突发在梦中辞世，享年55岁。来自俄罗斯通讯社的消息称：“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时任总统叶利钦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曾经是这个国家的囚徒，然而在他去世后，这个国家的首脑却对着他的棺木下跪。生活直如一则道德寓言，一个神话。“然而它确实就这样发生了，”米沃什说，“在我们这个几乎像神话故事一样的世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