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新冷战吗？”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答案是肯定的。而更能给人以启迪的问题也许应该是，“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重犯上次冷战中的错误？”
那些错误之一是被恐惧驱动的轻信。那是一种将竞争对手的所有吹嘘和主张（想想尼基塔·赫鲁晓夫声称的“我们会埋葬你！”）作为准确信息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错过了做出明智、非升级反应的机会。目前，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并吹嘘中国准备“守卫世界秩序”之后，或许值得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外交政策环境。它的吹嘘是与现实相符，还是中国的全球地位更像涨潮时的临海花园一样面临危险？
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梦”——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吸引力和地位——不但远远没能横跨全球，反而开始全面销蚀。几个关键指标表明，在与美国和“集体西方”的史诗般的冲突中，中国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我们从经济维度开始分析。长期以来，海外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大国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工具，它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健康也至关重要。在2001年“走出去”政策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推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从2005年的10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以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那之后的五年中，有四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其中2022年下降了15%。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也大幅下降。此前欧洲因其高附加值制造能力和薄弱的监管而成为中国资本的首选之地。德国、意大利和欧盟等曾经热切的合作伙伴已经采用或加强了投资筛选机制，并阻止了关键的中国收购。由于中国普遍侵犯人权和针对欧盟成员个人的报复性制裁，一项旨在解决企业对中国不对等做法的长期投诉的双边投资条约被欧洲议会搁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对华投资在2018年之后持续下降，直到去年才出现反弹。但正如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显示的那样，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密集集中到仅仅四个国家，几乎90%的欧洲对华外国直接投资都来自于它们。荣鼎咨询的报告指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几乎没有哪个尚未进入该国的欧洲投资者进行了直接投资。”欧洲投资的影响在2018年占中国 GDP的7.5%，三年后降至2.8%。
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最严峻的挑战来自美国。在乔·拜登的领导下，川普政府期间实施的提高关税和限制措施仍在继续。对外国（实质指向中国）投资的审查已经扩大，禁止向中国销售高科技产品的政策也有所扩大——不仅是限制美国公司，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公司，只要这些公司的产品含有美国部件。华盛顿加大力度阻止华为和 TikTok，同时通过立法补贴美国在国内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并将“友情外包”投资引向可靠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作为经济巨人，中国有其替代方案，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它声称可以提供替代发展模式的地方。但在那些区域，中国的存在也失去了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投资曾经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旗舰工具，但今天的投资规模已不到五年前的一半，而投资中大部分流入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正如《外交政策》的一篇报道所说，“中国可以和你交朋友，也可以上门逼债。但它不可能身兼二职。”
在一些地方，中国“模式”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北京胁迫斯里兰卡交出它用从中国借来的钱建造的汉班托塔港。这种做法对于提升北京作为新世界秩序守护者的声誉毫无帮助。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世界各地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中国在冠状病毒期间的“数字威权主义”、严厉且不成功的封锁政策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加速了这种下降。
欧洲通常不像美国那么强硬。但在欧洲，中国即将失去与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之间曾经有过的密切关系，换来的是廉价石油和来自“新附庸”俄罗斯的迫不急待的拥抱（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语）。在2022年4月的中-欧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欧洲公民无法理解它对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的任何支持。”她说的完全正确。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印度和巴西——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使他们对中国的野心保持警惕。
在欧盟的新东欧成员国中，北京备受吹捧的“中-东欧+”框架已经失败，因为中国乐见乌克兰的主权受到侵犯，并霸凌立陶宛等稍微倾向台湾的国家。中国还失去了最重要的欧洲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那就是乌克兰。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曾经一度希望乌克兰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桥梁”，中国公司也已开始在顿涅茨克附近建设欧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场。它曾着手改造的马里乌波尔港现在已成废墟。
如果削弱西方同盟架构是北京的目标之一，那么现在这个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已晋升为欧盟候选国，而在北京看来是西方全球统治的真正体现的北约，在习近平“最好的朋友”莫斯科的行动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量和成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北约现在已将中国自己的邻国纳入其安全范围。2022年，北约正式宣布印太地区是其“共同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在乔·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显著提高了该地区政策倡议的重要性，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四方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并采取行动——比如出售核武向澳大利亚提供动力潜艇，并在菲律宾增加美军基地——以保证美国在该地区更强大的存在。
即使是并非军事联盟的欧盟，也采取了确保“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南中国海的战略目标——直接拒绝中国单方面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提出的主张——并以行动支持这一立场。本月，意大利——唯一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 G-7国家和曾经对中国投资最开放的国家——宣布将其两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部署到该地区，并确认与日本和英国达成三方协议，以研制生产新一代战斗机。
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警惕中国的崛起。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最先提出了现已被广泛接受的、作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最近，日本将国防预算翻了一番，重新定义了“防御”的概念，并选择了新的、质量更高的武器。虽然其中一些是对朝鲜威胁行动的回应，但日本于2022年12月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表示，中国代表着“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对中国来说，美国和其他地方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与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进行比较，是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不被北京欢迎的新发展——北京拒绝接受这种比较。“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刚刚结束对乌克兰的高调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如是说。作为警钟，这个声音再清晰不过了。
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外贸在增长——包括与第一大伙伴美国的贸易。北京通过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最近达成的协议而得分，洪都拉斯改变了立场（与台湾断交），欧洲领导人仍然前往北京，还带着一群商人。但总体上恶化的国际环境对一尊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令人鼓舞，他们必须同时考虑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灾难性冠状病毒政策的后果以及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
当威权领导人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在国内维系统治时，他就需要大言不惭的说辞和吹嘘。但是，在相反的证据面前，外部观察家不需要照单全收这些言辞。这也是试图确保新冷战不升级为热战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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